李炳奇：漫谈诸葛亮躬耕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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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奇：漫谈诸葛亮躬耕地在哪里？
先来拜读一下《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cú)，今天下三分，益州疲(pí)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xiè)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yí)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sè)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zhì )罚臧(zāng)否(pǐ)，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yōu)之、费祎(yī)、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wèi)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bì)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xíng）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háng )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huán）、灵也。侍中、尚书、长(zhǎng)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wén)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bēi）鄙（bǐ），猥(wěi)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yòu)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sù)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dù）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shù)竭驽(nú)钝，攘(rǎng)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jiù)。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zōu)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云。
此文是奏表，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对刘禅的交待，因出师北伐自己不在刘的身边，用奏章形式向皇帝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和对国事的看法。
可以说诸葛亮是看着抱着刘禅长大的，刘禅也是听着父亲刘备及各位大臣讲述诸葛亮的谨慎、机智、忠心故事长大的，他们在一起有二十多年了，彼此都很熟悉，恐怕诸葛亮给刘禅不只一次说过自己的身世，甚至于自己论天下、气周瑜、烧赤壁、擒孟获、收姜维等故事都给刘禅讲过，对诸葛亮的身世功绩和忠心可以说后主刘禅是知道的。
可以说从臣本布衣……到二十有一年矣这一段，诸葛亮本不用在此表中陈述，因为刘禅太清楚了，这也不是诸葛亮要交待的内容，如果把此段删了，对于本表所要表达的意思一点也不影响。
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再次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报答先帝知遇之恩的经过。
对于本段的开首句“臣本布衣，躬耕南阳”，南阳一词本也不用提，因为刘禅是知道的，听过N遍了，如果想说，不如说的创新一些，听起来更普通一点，比如说“臣本布衣，躬耕荒野”，这样写，显示自己是躬耕在普通无名地方一个荒郊野外的一个农夫，地位更低一些，更普通一些，更能体现刘备的三顾茅庐之恩。既然诸葛亮说到了南阳，那么我们从此《三国志》诸葛亮传的《出师表》中就可整理出四个信息：一是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二是刘备三顾茅庐寻求统一天下大计，诸葛亮回答并提出对策的地点与躬耕地指的是一个地方，就是南阳；三是诸葛亮说的躬耕地和刘禅从多人口中听说的躬耕地一致，也是南阳。四是陈寿在《三国志》中说黄忠、李严都是南阳人也，与诸葛亮说的南阳，是同一个南阳。这里的南阳是特指南阳郡治所地。
那我们用逻辑的统一律来分析，同一个地名南阳，对于陈寿来说，不可能一会儿指包括所有县的南阳郡，一会儿指南阳郡治所在地南阳，陈寿说的南阳只有一处，是符合逻辑统一律的，（虽然陈寿不可能学过逻辑学，但是一个清楚明白的人，自觉不自觉说话办事是符合逻辑的，古人的逻辑一点也不差）南阳就是南阳郡治所在地，而不是指汉代区划时下辖三十七个县的南阳郡。
我们来实证一下南阳这个地名在《三国志》中的逻辑统一性，陈寿在写到发生一些大事件的地名时，一般说到县，如火烧新野、火烧博望，虽然这两个县属于南阳郡辖，但他不会说火烧南阳，因为这样不具体，不清楚。既然诸葛亮要说自己在哪里躬耕，他肯定会说清楚，说具体，只少会具体到县，不会越过县而去说郡，说不清楚就失去了说的意义，还不如不说，甚至于引起刘禅的误解，比如刘禅从很多人口中听过丞相是在襄阳，或是在邓县（假如隆中属邓县管辖）躬耕，现在丞相你又说在南阳躬耕，那会让刘禅蒙逼了。
东汉时，行政区划分为州、郡、县三级。南阳郡、南郡均属荆州。《后汉书·郡国四》载：南阳郡，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辖：宛、冠军、叶、新野、章陵、西鄂、雉、鲁阳、犨、堵阳、博望、舞阴、比阳、复阳、平氏、棘阳、湖阳、随、育阳、涅阳、阴、酂、邓、山都、郦、穰、朝阳、蔡阳、安众、筑阳、武当、顺阳、成都、襄乡、南乡、丹水、析三十七县。说古人是哪里人，一般说是某县人，如果想说的再详细一点就是某郡某县人，如张衡为南阳西鄂人，诸葛亮为琅琊阳都人，如果某人是郡治所在地人，就说郡治名，如黄忠为南阳郡人，或南阳人，李严为南阳人。按这个逻辑或贯例表达，诸葛亮说自己在哪里躬耕他会怎么说呢？如在襄阳，他肯定会说：“臣本布衣，躬耕襄阳”。如在邓县，他会说：“臣本布衣，躬耕邓县”，如在南阳郡治所在地，他只能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二十四史之《三国志》是西晋陈寿著，陈寿（233-297）出生时，诸葛亮（181-234）还没死哩，而陈寿的老师谯周（201年－270年）就是蜀汉大臣，是刘禅的手下，和诸葛亮是同事关系。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人，三国时期蜀汉学者、官员。幼贫丧父，少读典籍，精研六经，颇晓天文，为蜀地大儒之一，后来门下收有陈寿、罗宪等学生。诸葛亮做益州牧时，任命他做劝学从事。诸葛亮死后，谯周前往奔丧，虽然朝廷随后下诏禁止奔丧，但谯周却因行动迅速而得以到达。以谯周与诸葛亮的亲密同事关系，谯周与陈寿得意师生关系，可以说陈寿通过谯周的讲述对诸葛亮是相当了解，他著的书中关于诸葛亮的平生事迹可是第一手资料，可信度极高，陈寿在《三国志》中根本就没有提到隆中这个地名，如果隆中是诸葛亮的躬耕地和刘备三顾诸葛亮的三顾地，陈寿不可能不提。
现在来说说襄阳说，习凿齿（317-384，另说325-393，328-413）《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20里，号曰隆中。”(《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既是襄阳人，又是史家。他出生时诸葛亮已过世近百年，大家想想他怎么去考证诸葛亮的躬耕地？这里我想说一下，现代人们都想续家谱，我也想续一下自己的家谱，记得我有一个爷，叫他十一爷，那可以肯定他的兄弟只少有十一个（当然不一定是亲兄弟，但一定是近门），我就去问这个十一爷，他只能说出五个兄弟的名字，其它的甚至不能说清楚他这十一个兄弟的大名，甚至于有些他根本没有见过，他们都是什么情况就更不知道了。后来我问我父亲，他今年已97岁高龄，我问他，他那十一个叔是什么情况，他也和我十一爷一样，说不出什么，于是写家谱的事感到太难了，我只好做罢了。当然，有的家族家谱写的很好，甚至于几百年没有断。那么我们来想想，习凿齿考据诸葛亮的躬耕是怎么考的？是考的家谱吗？不可能，因为诸葛亮从小是流浪的，而且家人不旺，不可能有不断续的家谱。那他也不可能造访诸葛亮的同事或在襄阳的好友，因为都去世了，他也不可能去问诸葛亮的家人，因为诸葛亮家人都随诸葛亮去蜀国了，蜀道也不好走，即使去了也找不到人了，因为诸葛亮一家人也都不在了，第一手的资料他根本就找不到。最可能的是他在自己的家乡襄阳找一些老人，听一些关于诸葛亮的故事，甚至听过诸葛亮在哪里哪里住过，可以说诸葛亮是肯定去过襄阳，可能还不至一次，在襄阳一些地方也住过，甚至住的时间上有可能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也或几个月、半年、一年两年，这很可能，因为诸葛亮是活的，自由的，他要访亲交友啊 ，经过一段时间寻访，于是“亮家于南阳之邓县，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个考证结果就新鲜出笼了，于是就马上把自己这个考证就写进自己的《汉晋春秋》里了。习氏这样的考证法，如果他活到现在，他来一趟南阳市，寻访一下，肯定会改变他自己一千多年前的结论，因为南阳这里留传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更多。可以肯定的说习氏的考证不可能有铁证，如家谱，如石碑等，上写“诸葛亮家于隆中！”。宗上所述，习氏的这个认定只可能是取自于民间的传说，所以他考证的诸葛亮家于隆中可信度不大！。
历史问题真是奇妙，现在我们读着《出师表》却不知道诸葛亮在何地躬耕了，考证结果出来了，最后两个结果，一个说是南阳，一个说襄阳，没有铁证，所以考证的结果不能服众。但是历史事件，特别是年代久远的事件，有多少是有铁证的呢？什么是铁证呢？难道非要找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大家都信服，它就能证明诸葛亮躬耕地？恐怕这个铁证永远不可能出现。
说到铁证，我这里想到了一个，不知算不算铁，那就是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的核心建筑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楸树，一棵是柏树，分列大殿门外两旁，相距六米，树的直径近一米，科学考证树龄有1200年以上，这两棵树是有讲的，建祠人也就是种树人用它象征着诸葛亮的英名将流传千秋（楸树）百（柏树）代，相传这两棵树是三国人物黄权（？－240年）后人所植（当然黄权后人植树时也不可能在树上写明此树为黄权后人纪念所植）。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的始建年代可上溯至魏晋时期，有1700多年历史了，据《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和清康熙《龙岗志》记载，诸葛亮在五丈原去世后，其故将黄权曾率族人在南阳卧龙岗建庵祭祀，纪念武侯，时称“诸葛庵”。
黄权，字公衡。巴西郡阆中县（今四川阆中）人。三国时期蜀汉、曹魏将领。黄权年轻时在益州牧刘璋手下作事。后刘璋兵败，归顺刘备，拜为偏将军。关羽和张飞因吴而死，刘备决定伐吴，黄权劝谏刘备不要攻吴，但刘不采纳。刘备亲自带兵攻吴，任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进攻。刘备伐吴败还，黄权因而归途隔绝不得归蜀，无奈之下率部降魏，蜀国有关部门依照法规，上报要抓捕黄权的家人，刘备说：“是我对不起黄权，黄权没有对不起我。”于是仍像以前那样对待黄的家人。黄权归魏后被魏文帝所赏识，拜镇南将军，封育阳侯，进驻河南。司马懿在给诸葛亮的书信中说黄公衡是个爽快人，经常从坐位上起身，赞叹着谈论诸葛亮，这种谈论总不离口。正始元年（240年），黄权去世。
用现代的话说，诸葛亮有很多粉丝，在诸葛亮死后会进行纪念活动，黄权可算是诸葛亮的铁粉，他很可能在诸葛亮死后去建庙进行纪念，加之黄权是有建庙实力的，因为他在蜀国、魏国都是当过大官的，建个庙还是拿得出这个钱的，民间传说南阳武侯祠最初是黄权带族人所建是可信的。当然襄阳说的一些人说不可能是黄权所建，你一张嘴就否定了，你有什么根据去否定呢，你有铁证？亦或是习凿齿说南阳卧龙岗不是黄权所建？好吧，就算不是黄权所建，总有可能是诸葛亮的其它粉丝所建吧，这些粉丝不建在襄阳，他要建在南阳，你看气人不？如果襄阳说还否定是粉丝所建，那个这个庙总不会是自然界自己长出来的吧？更气人的是，建庙就建吧，因为庙过个几十年就会倒塌消失，这些纪念后人还种了两棵树，这树还一直活到了现在，科学测定树龄有1200年以上，从树龄上分析是诸葛亮去世后后人纪念所植，可以肯定是诸葛亮的粉丝所植，这些粉丝也有可能就是诸葛亮在南阳身耕时关系很好的邻居、南阳的友人故交的后人所植，那这两棵树不是诸葛亮躬耕南阳的铁证吗？后来明朝皇家钦定祭祀诸葛亮的地方就是南阳武侯祠，为什么皇家定在南阳而不定在别处呢？是皇家没有看过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吗？也或是南阳人做了皇家的工作？
最后我想说，如果《三国志》与《汉晋春秋》相比，一个是官方正史，一个民间野史，前者根本没有提到隆中这个地名。两个作者的出生时间，一个是三国后期西晋初师从诸葛亮的同事好友谯周的学生陈寿，一个是东晋，习……。再从知名度上讲，一个如雷贯耳，一个名不见经传。从物证上看诸葛亮去世后，后人在南阳卧龙岗为纪念诸葛亮建了庙，种了树，立了碑，历代后人不间断参观祭拜留了诗，南阳卧龙岗留下了大量的物证和诗篇，验证道这些名人都错了吗？相反从物证上看襄阳隆中没有发现有历史年代感的物件，也就是襄阳说仅仅是几处从野史上查到的一些零星的所谓记载，根本没有物证。从铁证上说，我认为南阳武侯祠那几棵古树应算做铁证，是个活的证据，虽然不会说话，但人家可是活了1200年以上了。
综合判断，究竟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哪，这里不做结论，大家自己评判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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