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头条＃告知诚实的人们:三点辨析诸葛亮躬耕地之历史真伪！
三国军事家诸葛孔明本人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诸葛亮的躬耕地，作为历史人物当事人的自述，本来无可争议。但近一些年"躬耕地"归属又被炒得火热，襄阳古隆中风景区作为开发旅游项目，一个诸葛亮"故居"纪念地，现在他们非要让诸葛亮改口:"臣本布衣，躬耕于襄阳"。于是乎又再现了南襄两地的"躬耕地"真伪历史纠纷，口舌、口水热战。那么，诸葛亮本人说的"躬耕地"究竟在哪里？解决历史问题，还是需要以学术的求是原则去辨析；解密"躬耕地"之谜，汇报全国人民一个历史真相。
诸葛亮作为南阳五圣之一，南阳人民更需要了解诸葛亮"躬耕地"的历史真相，了解这些史源本原记载，掌握从"三点辨析诸葛亮躬耕地之历史真伪"的辩证论证思想。
破解诸葛亮"躬耕地"归属之谜，要从以下"三点"辨析其真伪。
研究诸葛亮（公元181年～公元234年）"躬耕地"归属问题，当选择使用最接近那个时代的史著记载。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作为当事人的历史主证，应当成为判决"躬耕地"归属问题的首要证据来辩证分析。因为当事人主证，被应用在司法判决中亦是判定结果的首要因素。
第一点，我们分析诸葛亮本人主证。
诸葛武侯在《前出师表》中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避乱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
《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载：“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
诸葛亮在出师表奏章里说:"荆州北拒汉沔"。时南郡北界汉水，襄阳归属南郡居其北部，汉水以北为南阳。
诸葛亮又说:"操困于南阳……"，这是诸葛亮关于曹操攻打宛城时的淯阳之战，对于其战事态势的描绘。
陈寿对于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是怎么补充的呢？"玄卒（公元197年），亮躬耕于陇亩"，又说"躬耕于野"。这个南阳对于陈寿来说，他当然知道它在什么地方，这个南阳有"陇亩"、亦有"野"。那么，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究竟是在哪里呢？下面我们解析当时"南阳"地理坐标及相关历史记载。
东汉张衡在《南都赋》中所说的南都（南阳郡）位置是“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78年—139年），他对家乡南阳的地理位置自然非常清楚～时南阳郡居汉水以北，南郡居汉水以南。
《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唐•张守节著）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释名》云：“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
《晋书·地理志》又云：“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又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其他相似的记载还有《楚地记》云：“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 见《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四十五）
《汉书补注•地理志》“南郡” 条的记载，《路史•国名记》中引《地纪》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也” 的记载。
《元和郡县志》也载：“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襄阳县志》载：襄阳，西汉初年建县，“辖汉水以南，邔县以北，中卢县以东，属荆州刺史部南郡”。 江北，即今樊城一带，为古邓县，“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蔡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襄阳记》中记载“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汉因之”。
以上史料为什么会有"汉水以北"或"汉水以南"这样的边界方位记载？这是缘于南阳郡和南郡交接边界的这一段汉水趋于东西走向的特殊性。
汉水在南阳郡境内和南郡境内的河段属于东南走向，只有“茨河—东津”间的汉水趋东西走向，两郡在此交接并以汉水分界南北。此处分界可以与文献中所载的：“汉水以北（或汉之阳）为南阳郡，汉水以南（或汉之阴）为南郡”互相印证。两汉时的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分界著述清晰，没有相互交叉辖制的记载。
所以，对秦、汉时期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地标分界南北，自秦、汉之始的各朝各代都是这么认为的，这是对汉水边界的共同认定。
南阳郡和南郡汉水为界的改变始自东汉丞相曹操于公元208年占据南郡北部后立襄阳郡，割走南阳郡山都县划治给襄阳郡（《襄阳府志》记载）:惟时郡境，北界汉水，西界万山～汉水以北，邓县西是襄阳郡山都县。）
三国时代的南阳郡，更无可能辖治汉江北岸一带。魏黄初公元222年置义阳郡，邓县南部邓城置县、同鄾县、山都县归属襄阳郡，邓县北部划治给义阳郡。南阳郡居义阳郡以北（新野县边界以北），已无法隔着义阳郡、隔着邓城县去辖至汉水。陈寿和诸葛亮了解曹魏置襄阳郡、义阳郡、南乡郡这些行政区变化吗？当然知道。227年诸葛亮出师表奏章里曰"躬耕于南阳"，而这个南阳亦是义阳郡以北的南阳郡，故陈寿著述"邓艾，义阳棘阳人（新野县东北）"等，却没有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之南阳做特别注释。
如果诸葛亮自谓的"躬耕地"在沔之阳汉置南阳郡城之外的其它36县任何一个地方，作为一个西晋史学家，一定会采用以魏置义阳郡、南乡郡、襄阳郡这些行政区划治变化来记载。治史严谨的陈寿，一定会对"南阳"做一个标注，而注明地标所在地。所以，东汉时的南阳郡与三国时南阳郡的重叠区域的一致性，这个"南阳"就是诸葛亮认定的躬耕南阳 ，这一点也符合陈寿以三国时魏置籍贯来记载三国相关人物的记载。
故据以上史料文献记载得出结论:居于汉水以南，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绝不是当时南阳郡邓县县境，因为南阳居汉水以北。
习凿齿自谓:"襄阳有孔明故宅"，《资治通鉴》亦曰:"（建安）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孔明故宅就是亮家、就是襄阳隆中，所以"号曰隆中"归属襄阳辖治而不是南阳邓县。习凿齿自谓:"自汉以南为南郡……汉因之"，亦否定汉水以南的"号曰隆中"归属南阳邓县。
故《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是一条逆反历史边界记载的伪历史著述，这是一些人为了附会"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而杜撰了一个"号曰隆中"归属南阳邓县的伪历史记载，以"便于"让诸葛亮躬耕于"号曰隆中"。
依据以上史证辨析，从历史主证上得出结论:汉水以南的"号曰隆中"属于南郡或后来的襄阳郡，不是属于汉水以北的南阳郡，所以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与汉江以南的"号曰隆中"没有任何关系。
诸葛亮的历史主证认定"躬耕于南阳"，不仅指向东汉时的沔之阳南阳郡，更是指明所处三国时期的南阳郡或南阳郡城（宛城），这是三国军事家诸葛亮对"今天下三分"的现状认定，对于行政区划治的现状认定。
但对于躬耕地的纠纷，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要究其历史渊源的复杂性。我们要反复审慎、论证、辨析出习凿齿本人与其著书的《汉晋春秋》之矛盾对立和统一的问题，提供给我们在思维逻辑辩证中能够准确判断的依据，而得出合理正确的结论。众所周知，习凿齿是《汉晋春秋》的著书者，史著记载就是著史者自己的认知，史著应当与著史者本人其它论述保持一致性，这是正常人基本的逻辑思维状况。但不然，习凿齿本人其它论述与《汉晋春秋》记载有对立性（相互否定）的存在；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解密"躬耕地"的一个重要史证，是除了历史主证之外的一个最重要历史证据。
第二点:论习凿齿的其它著书与《汉晋春秋》记载的矛盾性。作为支撑襄阳古隆中的唯一史证"号曰隆中"说，东晋以前的一条孤证，它自身的不可靠性本来就是对自己的否定。
1、论史源本原:
南襄两地关于"躬耕地"争议的根源，追究其史源，就是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与习凿齿著书的《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之间的矛盾纠纷。
因为《汉晋春秋》的"号曰隆中"在汉水（汉江）以南，时南阳郡居汉水（汉江）以北，这是地域行政辖治的互不所属、地理坐标南北对立。
"号曰隆中"的衍生物，始自《汉晋春秋》以后的众多文献记载里并被引用。而凡是以"亮家于南阳邓县之隆中"或"襄阳城西二十里之南阳邓县隆中"记载论述的，基本就是抄袭了《汉晋春秋》的这一条论述，而"号曰隆中"的衍生物不能够成为证明其正确性及合理性的史证。
另一种论述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建安）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论述，显然他采取了习凿齿本人"襄阳有孔明故宅"说及《汉晋春秋》的"亮家隆中"说。司马光否定了《汉晋春秋》里"亮家于南阳之邓县隆中"的地理所属，他认定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把"号曰隆中"确认归属襄阳辖管。司马光的这一条论述，与诸葛武侯自谓"躬耕于南阳"论述并不矛盾。
故所有引用《汉晋春秋》的"亮家于南阳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说的，基本都是把诸葛亮"寓居"指向襄阳。
而所有遵从并沿袭陈寿《三国志》及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的，基本都是把诸葛亮"躬耕地"指向南阳卧龙岗隆中武侯祠，因为武侯亦自谓"躬耕南阳"，卧龙岗隆中是自古以来的南阳郡境内诸葛武侯遗迹最多的地方。
此上两条史源，被来自不同的文献记载者引用，就会有不同的论述结果。故解决"躬耕地"纷争必须从历史本源上解决诸葛亮"本人说"和《汉晋春秋》"论述"的矛盾性，并论证辩证、分析其合理性，而把历史的正确论述找出来。
2、论"号曰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是杜撰附会之说，是逆反历史史著边界记载的伪历史论条。
下面我们重新审视、辩证习凿齿本人的"三句话":
习凿齿自谓"襄阳有孔明故宅"～对这一句话理解为:孔明故宅（亮家所在地）归属襄阳行政辖管。
习凿齿著述的《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一句话理解为:亮家归属南阳邓县行政管辖。
在习凿齿的论述里，孔明故宅就是亮家，亦是号曰隆中；而习凿齿自谓"亮家属于襄阳行政辖管"，又说"亮家属于南阳邓县行政管辖"。这种"自我否定、自相矛盾"的论述，它出自习凿齿一人之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习凿齿是一个文史家、博学者，他是理智的；他无神经病史或无神经错乱症，怎么可能有如此荒唐逻辑及混乱著述呢？据记载:习凿齿著书《汉晋春秋》的手稿散失，是什么时候被整理成册？需要考究。若如此，我们就有理由质疑《汉晋春秋》手稿被人整理时添加了杜撰附会之说，亦必有其一为穿凿附会地伪历史记载。
习凿齿自谓"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汉因之"。习凿齿的这一条论述与以上历代史著文献记载的秦置南阳郡和南郡之边界记述是一致的，证明了习凿齿的这个论条的可靠性和正确性。故习凿齿本人说"自汉以南为南郡"及所有相关史著文献的汉水边界记载，否决了汉水以南"号曰隆中"归属汉水以北的时南阳郡邓县。
故以上史据证明:《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是一条造假附会之说，是因应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而杜撰的一条伪历史论述。
3、论"襄阳有孔明故宅"是否可以代替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它们之间的矛盾性，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a)、"诸葛寓居"的历史记载与现实襄阳古隆中地理坐标的差异:
陈寿《三国志》记载及《资治通鉴》论述的诸葛寓居，是建安初196年诸葛玄叔侄在刘表汉襄阳古城欧庙邹湾遗址处，距离古隆中风景区有几十公里，与襄阳古隆中所谓"寓居"地理坐标不同，今古隆中风景区"诸葛寓居"非历史记载里的诸葛寓居。襄阳历史上文献传述的"隆中"记载，有十个之多的"隆中"坐标，它们没有与"古隆中"坐标相同的一个。
(b)、"躬耕于南阳"的历史客观性:
习凿齿本人说"襄阳有诸葛故宅""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汉因之"不仅否定了"号曰隆中"属于南阳邓县，他也印证并确认了诸葛武侯自谓"躬耕于南阳"的历史主证的客观性，史著文献边界记载里"南阳居汉之阳"的共同认定及客观性。
(c)、"躬耕于南阳"的不可替代性:
习凿齿本人著述"襄阳孔明故宅"时，距离建安初公元196年时的"诸葛玄叔侄故居"间隔有两百多年，而随着汉襄阳古城毁于公元330年郭敬之手，迁襄阳居民于汉江以北后，"诸葛故宅"也成了灰飞烟灭无处安放之所。而刘表时的北津戍"垒"（兵营）什么时候始建"复城"，需要历史考证。（资料来源《襄阳大事记》:北津戌襄阳兵营于公元377年补建了"夫人城"，这是今天襄阳古城的雏形。）
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史源于公元227年出师表奏章里，距离建安初诸葛玄叔侄在襄阳时已经过去32年。时隔32年，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居草庐""三顾"～诸葛亮本人所确认的，是习凿齿本人说的"襄阳故宅"吗？显然不是。襄阳古隆中是林深草密的山间地形，居于隆中山以南、汉水以南～不属于历代南阳所辖；它有"躬耕于南阳"的陇亩和田野吗？显然又不能具备。诸葛孔明自谓"苟全性命于乱世"、"居草庐"、自认"卑鄙"种地赖以生活、三顾地、草庐对话、"惟徐庶崔州平友善"的生存环境及外部人际关系，也证实了习凿齿的"襄阳诸葛故宅"所处的安定历史环境、襄阳传说中的诸葛亮"朋友圈"、诸葛亮"豪门亲戚圈"与诸葛武侯"躬耕于南阳"是在不同的地方。
而如果把习凿齿的"诸葛故宅"说，确认是"躬耕地""隐居地"？那么习凿齿本人的"襄阳有孔明故宅"就成了"躬耕地"，造成了与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的南北地理坐标矛盾对立（南阳居汉之阳，襄阳居沔之阴）、造成了行政划治地域辖管混乱对立（习凿齿的"诸葛故宅"在襄阳，诸葛亮自谓的躬耕地在南阳～把襄阳故居说成是"躬耕地"，这是反智、反历史本原记载、反诸葛亮历史主证的论述）、造成了史著文献历史边界记载的对立（汉水分界南阳郡和南郡地标清晰，南阳居汉之阳，襄阳居沔之阴；东汉时于襄阳立郡以前，没有相互交叉辖治的历史记载）。故在选择"两说"史证可信度上，无疑是诸葛亮"本人说"更具有历史主证中不可逆的正确性。这就是把习凿齿本人说"襄阳有孔明故宅"确认为"躬耕地、隐居地、三顾地"时与诸葛亮自谓"躬耕南阳"的矛盾对立性。
(d)、论"襄阳有孔明故宅"与"躬耕于南阳"的统一性:
如果习凿齿本人著述的"诸葛故宅"，不是诸葛武侯的"躬耕地"、"隐居地"、"三顾茅庐"发生地，就不存在习凿齿本人的"孔明故宅说"与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的矛盾对立。"襄阳有孔明故宅"论条就不具备否定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的地理坐标对立性及否决诸葛亮的历史主证认证的矛盾性。从这一点上辨析，就是诸葛亮本人说"躬耕南阳"与习凿齿本人说"襄阳有孔明故宅"的统一性。
所以，把习凿齿本人著述的"襄阳有孔明故宅"论述，穿凿附会"躬耕地""隐居地"之说，就制造了逆反历史本原记载的论述，它不仅被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否定掉，也被习凿齿本人说"自汉以北为南阳"所否定掉！
一条被著史者本人所否定、被历史人物主证所否定、被相关历史史著、文献边界记载所否定的"史证"，如何能够成为襄阳古隆中"躬耕地""隐居地""草庐对策"的"史证"呢？
故诸葛亮本人说的"躬耕地"，居草庐，三顾地～诸葛孔明自谓"卑鄙"的种地生活，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生存环境……只能指向一个地方，就是诸葛武侯本人说的"躬耕于南阳"。
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 ，"操困于南阳"。黄陵庙汉古碑记载:诸葛亮曰"仆躬耕于南阳之亩"。诸葛亮曰"荆州北拒汉沔"，汉水以北为南阳。这个南阳，亦被习凿齿本人佐证于"汉水以北"。成都武侯祠809年唐碑记载:“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未从虎，时称卧龙”。勉县武侯祠795年唐碑记载:诸葛武侯"腕足南阳"。唐代众多文人及官宦达人的游祭之地，卧龙岗隆中四百通古碑记载:是诸葛武侯躬耕地及诸葛庐遗址～500年前明嘉靖皇帝都察院钦差大臣右都御史蒋曙调查后判定:卧龙岗隆中是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躬耕地和寓居。
《琅琊郡全裔堂诸葛氏宗谱》亦云：“亮生于琅琊，迁居于南阳，官于西蜀。”
山东临沂《诸葛亮祖故碑》亦日：“我诸葛氏家于琅琊，迁于南阳。”考察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应以最早、最权威的正史记载为主证，辅之以晚出的其他材料，才是科学严谨的治史方法，否则将会贻误后人。
所以，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是历史客观事实存在，不是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改变。故天下只有一说，就是诸葛亮本人说，这是历史人物的当事人主证，也是铁证，是"躬耕地"的历史真相。
第三点，隆山是证明诸葛故乡历史地理坐标的旁证。
诸葛亮卒后大约80年，史学家王隐于310年前后著书《蜀记》，该书录存了西晋将军刘弘奉天子之命，在晋永兴中"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祭拜孔明活动。王隐把"诸葛之故乡"置名隆中，这是"隆中"名字在史著记载里的第一次出现。王隐《蜀记》载：晋永兴(公元304-306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那么，王隐置名的隆中与刘弘将军、李兴著述的隆山有什么关系呢？刘弘将军、李兴为什么不以"隆中"来书写祭文？道理很简单，就是刘弘将军和李兴祭祀时，还没有"隆中"这个地名出现（刘弘将军在南阳宛城平叛张昌，作为一个军事指挥者，对荆州境内的山川河流、行政地名应当非常熟悉，这是基本的军事常识。）～故隆中之名是取自博学家王隐之手，符合情理演绎推定。据祭文记载:"于沔之阳"是诸葛故乡的方位坐标，隆山当是诸葛故乡的地理坐标，而王隐的隆中自当成为诸葛故乡所属的别名。
所以找到隆山位置，就确认了诸葛故乡的位置，也确定了隆中的位置。隆山～这是史著记载对诸葛故乡最贴近的一次记载，记录在诸葛武侯卒后70年刘弘将军一行祭拜活动的祭文里，也是对诸葛亮躬耕地最真实的解释。而王隐的隆中在哪里？隆山又在哪里呢？
1、王隐的隆中置名是从宛名取自于"宛中，隆"的形象寓名里演绎。
《尔雅·释山》曰：小山，岌；大山，峘；属者，峄；独者，蜀；上正，章；宛中，隆。其中“宛中，隆”说的即是宛盆地（南阳盆地）的地貌地形。宛，是南阳最早的地名由来。先人们的慧名，反映出南阳盆地的独有生态特征。
《说文解字》云：宛，屈草自履也，从宀、夗声；其义： “四方高中央下”， 符合南阳西、北、东三面环山，当中低平的盆地地貌特征；宛中～隆，注曰：“山中央高。”宛盆地群山拱卫，安居中国腹心地带，北为伏牛山，东为桐柏山，西依秦岭，南部为大巴山余脉，东南部为大别山，东南方通过随州走廊与江汉盆地相连；宛盆地之中隆起的山丘，即有“隆山”之意。宛盆地周山而中平，有十座孤山互不相连隆在宛中:隆在其中者～隆中也。
自湖阳登隆山以远眺，就有九架孤山于南阳城周边环抱林立，故史学家王隐把"宛中，隆"地貌以形象置名隆中。刘弘将军"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即是远眺诸葛之故乡，南阳城之隆中地区也。(附南阳城周边九架孤山之概况:天下奇观，盖以古为胜;世上山川，多以秀为美。南阳既古且秀，以市区为圆心，在半径20公里内，自西北向东北，错落有致的镶嵌着九架五彩斑斓的小山。这九架山突兀而立，互不相联，古时人们称为九架孤山。分别是：遮山、羊山、磨山、塔子山、紫山、独山、蒲山、丰山、隐山。九架孤山平均海拔310米，最高的是独山，海拔367.9米，最低是丰山，海拔225米。距市区最远的20公里，最近的3公里。从地形上看，紫山居中，隐山、丰山、独山、蒲山居左，塔子山、磨山、羊山、遮山居右，九架山形如圈椅，繁华的市区稳稳地坐在大椅子的怀抱中。圈椅的左边，奔流的白河似锦带飘逸，圈椅的右边起伏的翠岗如卧龙腾跃。山有灵气，水也传情，城蕴神韵。九架孤山是南阳的后花园，更是述写南阳历史文化的山和厚重地脉的山。)
所以，从"宛中，隆"的宛盆地地貌生态环境及宛名的形象寓名演绎，两晋时的南阳国、南阳城就是史学家王隐称之为隆中的地方。
2、刘弘将军的"登隆山"从《水经注》记载的隆山地理坐标来推定。
汉代之后，除了《三国志·诸葛亮传》著述，后有引用《蜀记》“刘弘至隆中、登隆山以远望”的“隆山”外，其他地方只有《水经注·比水》中有关于“隆山”的记载，而且此处“隆山”刚好位于南阳到襄阳之间。
据《水经注》考察可知，“隆山”即为今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镇的隆山(今称蓼山)或隆山（狼牙山）周边，而襄阳阿头山和南阳卧龙岗在早期并没有“隆山”之称，因此王隐《蜀记》中“刘弘至隆中”的“隆中”和“登隆山以远望”的“隆山”，应该始自进入湖阳镇一带；湖阳镇“隆山”位于新野东南，二者之间的距离40公里左右，相距不是太远，也处于刘备驻地新野周边。
由此也可以推定，诸葛亮故宅或诸葛亮躬耕地坐标，当是刘弘将军"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于远望中的王隐所置名的隆中地区（下引《水经注·比水》：又西至新野县，南入于淯。比水于冈南西南流，戍在冈上。比水又西南与南长、坂门二水合。其水东北出湖阳东隆山，山之西侧有《汉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骑都尉，尚湖阳长公主，即光武之伯姊也。庙堂皆以青石为阶陛，庙北有石堂。珍之玄孙桂阳太守瑒，以延熹四年遭母忧，于墓次立石祠，勒铭于梁，石字倾颓，而梁字无毁。盛弘之以为樊重之母畏雷室，盖传疑之谬也。隆山南有一小山，山坂有两石虎，相对夹隧道，虽处蛮荒，全无破毁，作制甚工，信为妙矣，世人因谓之为石虎山。其水西南流迳湖阳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蓼国也。）
隆山的诸葛之故乡坐标确定，是不是就可以诠释清楚"躬耕于南阳"呢？诠释清楚刘弘将军是在南阳城祭拜先哲呢？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辩证、论证解决。
（a）、王隐的隆中和《汉晋春秋》里的"号曰隆中"是同一个地方吗？这里我们要研究两个"隆中"的根源及由来。
王隐的隆中:
史源来自李兴撰书的《诸葛故宅铭》，它记述了刘弘将军奉天子之命，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一次祭拜先哲孔明的祭祀活动。王隐《蜀记》录存了这一篇祭文，并为这一篇祭文做了序。而在这个"序"里，王隐把诸葛之故乡、诸葛故宅归属并命名隆中（地区）。王隐作为一个博学者、史学家，他对祭文里的"于沔之阳"能够理解吗？这个"山南水北"为阳的基本地理常识，我们应当相信没有人会质疑王隐的智商和博学，这个方向坐标就是在于沔之阳、隆山以北的南阳。而当时这个南阳国（郡）有多大？居义阳郡（新野县）以北，南乡郡以东、治所南阳城。 晋（265年—420年）南阳有两种含义:一是南阳国～辖宛等14县，范围比今南阳小得多。今天的唐河、桐柏、新野、邓州、官庄工区等属义阳郡，如"邓艾，义阳棘阳（今新野东北）人"；今天的淅川、西峡、内乡等属南乡郡。二是南阳城～如习凿齿说的“乐宅戌，南阳城南九十里”。
也有人问:时襄阳以北～于沔之阳的地理面积那么大，即使隆山为坐标周边的地域面积也不小，为什么就一定是南阳城卧龙岗隆中呢？这个探讨可以逆向推理:纵观东汉南阳郡辖37县，从古至今流传下来与卧龙岗隆中"躬耕地"或"诸葛庐"有所属纠纷的，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这说明什么？卧龙岗隆中作为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的躬耕地，有其深厚的渊源及世代相传或记载。
从另一方面说，刘弘将军、李兴对这一篇祭文是严格审慎的，这不仅是祭文的严肃性，而是作为一个博学多才的军事指挥者，一个文采飞扬的李兴，绝不会在这一篇祭文犯下"错误"，在"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地理坐标上表达混乱，在地理方向上出现差错。故把刘弘将军的"于沔之阳"拿到汉江以南来解释《汉晋春秋》之"号曰隆中"是行不通的。
王隐《蜀记》的隆中，必定与《诸葛故宅铭》记载的地理，保持地理方位及地理坐标的一致性。王隐隆中是对刘弘将军的"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的延伸肯定，而不是否定。
故拿王隐的于沔之阳隆中去"解释"沔之阴"号曰隆中"也是行不通的，它们是汉水以北与汉水以南的两个对立地理坐标。
《汉晋春秋》里的"号曰隆中":其史源名字出现在诸葛武侯卒后160年以后（或更久远），在王隐以后约80年才出现（真实时间或更久远），它的地理坐标"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居沔之阴～汉水以南。从"号曰"而置名的寓意上辨析，其置名之前已经有一个不同地理坐标的隆中存在，这个隆中就是王隐的于沔之阳隆中。故从情理演绎推理:沔之阴"号曰隆中"，是以沔之阳王隐隆中而置名的，故以"号曰"而出世。
而把沔之阴"号曰隆中"解释成沔之阳王隐隆中的，这是逆反《诸葛故宅铭》原文的地理坐标记载的，也是对史学家王隐、军事家刘弘、博学多才李兴的智商及学识的严重质疑，故该"论述"也无法成立。
刘弘将军之故里～濉溪县人民政府官网对刘弘将军的生平简介:李兴所撰书的刘弘将军祭拜先哲诸葛孔明的《诸葛故宅铭》这一篇碑文是诸葛亮死后70年写的。诸葛亮的草庐由于年长日久无人居住和维修，早已颓垣断壁。因此，刘弘、李兴等人来到隆中时，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故墟”而已。此事发生在晋永兴年间，当时，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驻节宛城，李兴是刘的参军。他们是在沔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以上是濉溪县人民政府官网对刘弘将军祭祀孔明的第三方认证，独立于南阳认知和襄阳认知之外。
所以，王隐沔之阳隆中并不是《汉晋春秋》里的"号曰隆中"，二者具有地理坐标是北南对立～沔之阳与沔之阴地标对立，它们互不所属，这就是后世记载"两个隆中"的史源来历。
(b)、对《水经注》里所采集的关于"隆中"的史料辨析。
《水经注》作为北魏人郦道元的河道水系地理著述，他对河道水系地理记载的准确度应当高于他对人文风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记载的准确度。《水经注》的历史故事、人文风情、神话传说的文献资料来源何处？无从考究。但作为一个北魏官员，在南北对立的情况下，他无从以行动调查他国的山川河流或求证当地的人文、历史、传说，因为北魏之南界在宛洛之间（鲁阳是北魏的南部边界），宛城不是北魏，郦道元更是没有去过南方及襄阳。基于这个缘故，对《水经注》的人文、历史、传说等当审慎并论证使用。
《水经注·沔水》载：沔水又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馀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北魏范阳涿（今涿州）人。郦范之子。故里在今涿州市东道园村。郦道元于太和十八年（494）步入仕途，不久承袭其父爵位，为永宁伯。后任太傅掾、治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他博览奇书，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道，后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撰《水经注》四十卷。文笔隽永，描写生动，既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地理着作，也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可称为我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摘录～朝廷下诏鲁阳太守郦道元说：“鲁阳原本是南部边境的地区，没有设立过学校。现在可以在那里设立学校，使鲁阳像西汉文翁办学那样成为有文化教养的地区。”这是鲁阳作为北魏南部边界记述～故郦道元的史源资料很可能来自帝都洛阳或长安所遗存。）
据以上史料分析:郦道元与李兴的《诸葛故宅铭》间隔时间有两百多年，与王隐《蜀记》间隔两百年，与《汉晋春秋》间隔时间有约一百一十年，与诸葛武侯卒后间隔约270年。郦道元的史料来源很清楚，他采集了诸葛亮出师表奏章，采集了《汉晋春秋》的"号曰隆中"论述，采集了王隐为《诸葛孔明铭》做的序，又采集了"后六十馀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的相关襄阳文献记载。而郦道元的史料采集"汇集"犯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把诸葛亮本人说的"三顾茅庐"表达为沔之阴"号曰隆中"和"此宅"，而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居草庐""三顾茅庐""躬耕于南阳之亩"……是被当事人主证认定于沔之阳的同一个地方。所以，如果郦道元的"隆中说"这个论述"成立"，那么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历史主证就不成立；包括史著文献相关的边界记载亦被否定，习凿齿的"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汉因之"亦被否定；如果郦道元的这个论述"成立"，不仅王隐的沔之阳隆中，包括刘弘和李兴所撰书的祭文里地理方位和地理坐标也将被否定。
所以凭此辨析得出结论:《水经注》里所采集、录存的这一条史传记载是无法成为证明襄阳古隆中为"故居"、"躬耕地"、"三顾茅庐"的历史佐证的。
换另一种思路论证，即或"襄阳有孔明故宅"的论述确凿无疑，也是无法否定或推翻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的历史原证；而把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曲解成"躬耕于襄阳号曰隆中"的结论，无疑是对"号曰隆中"自身的本原否定，是对"襄阳地理"边界的否定～因为"号曰隆中"自古以来就不是属于南阳郡邓县县境。
综合剖析:故对于历史史源记载及历史真相的辨析上，要以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辩证。如果把"是"曲解成"不是"，或是把"不是"扭曲成为"是"，这就制造出历史记载论述，在辩证论证思维里混乱及其相互对立的矛盾存在，而不是符合历史情理演绎推理中的一致性或合理性。
而在对待历史史证的使用上，历史人物的主证是第一要素，如果不是存在"被颠覆的根本性"的原则错误，历史人物的主证是任何"旁证"所不能推翻及否定的。而历史旁证，只能作为辅助保持对历史主证的一致性，因为历史主证有客观事实存在的不可逆性。在没有历史主证的论证中，这才显现历史旁证的重要性，选择辨析可靠性的旁证，这是论证的首要。
故在南襄两地"躬耕地"纠纷里，习凿齿本人说的"襄阳有孔明故宅"，无法代替诸葛亮自谓的"躬耕于南阳"，这是诸葛孔明成长过程的人生两个阶段，它们有历史情理演绎推理的一致性。但如果把这两个论述放在一个篮子里，归属于同一个地方，就会造成历史史源本原记载的对立矛盾性，是以制造出了千古学术争议，亦造就了众多奇葩"学术"论述。
基于这一点，希望全国各地研究躬耕地的老师们都应当看得到:没有经过辩证法思维辩证、论证后的"史证"，不具备采用而作为绝对史证依据而使用，因为这些"史料"要经过考究，验证它们真实性、合理性及可靠性。
从以上三个方面辩证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是历史客观事实存在，具有客观的不可逆性。南阳卧龙岗作为东汉、三国时的南阳郡或南阳郡城所属，是唯一一个留存诸葛遗迹最多的地方，任何人都无法否定它的历史真实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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