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隆中的神秘面纱：论隆中自历史变迁到文化现象的时空演绎
作者 黄玉泉，资深诸葛亮文化研究者。（原文原载): 论隆中
“隆中”一名最早出自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蜀记》中刘弘将军至亮的故宅祭亮一事。
其原文是：“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健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刘弘，《三国志》卷十五刘馥传曰：太祖表为杨州刺史，馥既受命。馥子靖。靖子熙。裴松之引《晋阳秋》作注，刘弘字叔和熙之弟也。晋西朝之末，弘为车骑大将军开俯，荆州刺史，假节都督荆、交、广州诸军事。时帝在长安，命弘得选用宰守。征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门将皮初有勋江汉，弘上朝为零陵太守，初为襄阳太守。诏书以襄阳显郡，初资名轻浅，以弘婿夏候陟为襄阳。弘曰：夫统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治一国者当与一国推实，吾统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治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临事，初勋宜见酬”。报听之，众益服其公当。广汉太守辛冉以天子蒙 ，四方云扰，进从横计于弘，弘怒斩之，时人莫不称善。”《晋诸公赞》曰:于是天下虽乱，荆州安全。弘有刘景升保江汉之志。
这一段是讲弘为荆州刺史，弘表伍朝为零陵太守，初为襄阳太守。但是皇帝诏曰，襄阳太重要了（显郡），伍朝资历太浅了，要用弘的女婿夏候陟，弘不同意。并说陟姻亲旧制度不能用了，我治十郡，如此不是要用十个女婿？有人告诉他皇帝死了，叫他造反，弘将劝他之人杀了，大家称赞他有刘表之风。所以，当时的刘弘镇荆州并非在襄阳。
其次是习凿齿在他的《汉晋春秋》中讲:"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以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了这一句话。
第三就是《水经注》中讲亮的家在隆中，同样引用了《蜀记》中的话及习凿齿的论述，和《三国志诸葛亮传》之《出师表》记载。
第四就是民间及文艺作品如《三国演义》讲“隆中”了。
这四处所讲之隆中，其影响最大的是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了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话。
很多研究诸葛亮躬耕地的人都以此为根据，证明亮的躬耕地在今天的襄樊（当时的南阳邓县）。不仅如此，还引用《蜀记》中刘弘至隆中来证明和加强习凿齿的话。
原因是《蜀记》中刘弘去的地方叫隆中，而习凿齿也讲隆中，而且还是讲襄阳城西二十里地的"号曰隆中"。
所有的人都认为刘弘去的隆中就是习凿齿讲的隆中，这样一来难道诸葛亮的躬耕不是“隆中”吗？不由得你不信。
就是有不认可的研究者，也只是提出了刘弘去的“隆中”在沔之阳（汉水以北)，而习凿齿讲的隆中在汉水南（居沔之阴)，以此来否定（习凿齿之"号曰隆中")却并没有对“隆中”本身提出质疑，然后就围绕着是否属于南阳管辖展开争吵。
不认可亮的躬耕地在（襄阳)隆中的，就依据亮自己讲的“躬耕于南阳”，讲南阳郡与南郡是以汉水为界的，当年的（襄阳)隆中不属于南阳郡，以此来否定。
而认可隆中的，就认为隆中属当年南阳邓县管辖，诸葛亮讲的“南阳”只是郡名，而不是具体地方。并依据《襄阳记》及故事等讲诸葛亮的姐姐嫁在襄樊，朋友同学在襄樊，娶的媳妇也是襄樊的，他的老师也在襄樊……这些内容经过民间宣传，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宣传更强化了这种说法，完全是史义不分胡子眉毛一把抓。
而所有的人，都没有认真将《蜀记》中刘弘至隆中的记载，以及《三国志》亮传的内容，与裴松之引用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话，和《襄阳记》的记述一起联系起来考证分析，而是不假思索地引来就用。
《蜀记》讲隆中，习凿齿讲隆中，《水经注》讲隆中，《三国演义》讲隆中，难道诸葛亮躬耕于隆中还值得怀疑吗？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刘弘去的隆中究竟在哪里呢？ 这我们要回到《蜀记》中来了。
裴松之引《蜀记》刘弘至隆中作注就值得认真研究探讨了，这一段话不重复，但这一段虽短，却有六个概念需要注意:
第一，晋永兴中"天子命我"。
第二，书名《蜀记》。
第三，隆中。
第四，亮故宅。
第五，沔之阳。
第六，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第一，“晋永兴中”，晋永兴年号只存在了三虚年，永兴元年即公元304年，到306年就改为光熙元年了。而“永兴中”是不会跑出这三年之外的。可以推断出“中”是公元大约305年，正是这一年刘弘至隆中。
第二，书名《蜀记》，既然公元305年，刘弘所去的是隆中，那么记载刘弘去隆中的《蜀记》，顾名思义之《蜀记》，只是记载当年三国之中蜀国的逸文趣事的，是不会记载当时属于魏国襄（樊）的逸文趣事的。所以，刘弘至的隆中与习凿齿的"号曰隆中"不是一回事。
第三，是谁叫刘弘去隆中的呢？刘弘讲“天子命我”，这个天子就是当时的晋惠帝司马衷，是司马衷让刘弘到隆中这个诸葛亮的故宅去的。那么，这个隆中故宅在哪里呢？
第四，这个隆中故宅在“沔之阳”，所以刘弘去的隆中是沔之阳隆中，正是这个沔之阳的隆中才是诸葛亮的故宅。而且刘弘还"登上隆山远望，轼诸葛亮故乡……"，而亮是山东琅琊人，所以"轼"故乡便是"轼"礼山东琅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公元305年，晋惠帝命刘弘到沔之阳隆中之亮故宅去祭拜诸葛亮。但是，至此我们仍然不知这个“沔之阳的隆中”在哪里？
别急，我们再回到《三国志》亮传的内容上来，看一看“沔之阳的隆中”是哪里？
有学者认为《蜀记》中“天子命我，于沔之阳”说成是刘弘在南阳镇压张昌之后在南阳弄祭诸葛亮。将南阳说成是“沔之阳”:理由是南阳在汉水之北。
其实，南阳之得名是因在伏牛山以南而得名的。所以，讲刘弘在南阳祭拜诸葛亮是犯了常识错误。
更有学者在此1986年写的一本有关诸葛亮的小册子，将“沔之阳”诠释为“汉水之南”，这着实很可笑。
还有学者认为:镇南将军刘弘镇守襄阳时到隆中。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刘弘是荆州刺史并没有在襄阳开府，其治所并不是象刘表一样放在襄阳，而刘表在襄阳治荆州二十年在历史上只是一个特例。（羊公一生奔波在与吴国边界地区，杜预攻打吴国，后镇江陵。刘弘墓在江陵附近地区，当居江陵时多。）
还有学者认为:自晋以后历史文献记载一致都是讲在襄阳隆中。
可是，从来都没有人认真将“沔之阳的隆中”，联系到后主为诸葛亮立庙的“沔之阳”，以及习凿齿自已认同的“沔之阳”放在一起去认真分析“沔之阳隆中”究竟在哪里？
所有的人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忽略亮传中的一句话:“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之阳。这是讲，后主刘禅下的指示为亮立庙纪念诸葛亮，而这个庙在哪里呢？就在“沔之阳”。因此，这个“沔之阳”与刘弘去的那个“沔之阳”是一致的。
从《三国志》中我们知道，诸葛亮建兴十二年八月病卒的，于“沔之阳”阳平关石马的军中，这一年是公元234年。亮死后，后主刘禅一边诏策表彰亮为忠武候，却又在表彰中夹杂着批评“爰整六师，无岁不征。” 所以，另一方面又不准人们纪念诸葛亮。
其理由有三:
第一，为亮立庙纪念他不符合“礼秩”。
第二不能在成都（帝都）立庙。
第三要立庙也只能就近立于沔之阳。 这一点也是裴松之引习凿齿《襄阳记》中内容作注所言的。《襄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立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然而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要后主顺从民心，京师不能建庙，可以因近其墓，立于沔之阳，使其亲属以时赐祭。
这说明，后主当时一方面肯定亮的功绩，但又对亮有很大不满（认为亮专权），所以不肯为亮立庙。而最终在汉中定军山那个地方为亮立了庙，但这已是景耀六年（公元263年了，距亮死后三十年）。而后主刘禅不肯为亮立庙，以及立庙所在之“沔之阳”也是习凿齿知道的。也就是说: 习凿齿是知道这个“沔之阳隆中”的所在地的。而且《蜀记》中讲的“隆中”在前，习凿齿讲的“隆中”在后，恰恰是同一个习凿齿，他后来却在《汉晋春秋》中说假话，讲“隆中”在南阳邓县，并以"号曰"而出移花接木。
而为亮立庙的年代是何时呢？
亮传曰“景耀六年春”景耀六年是公元263年，而当年底蜀国就灭亡了。也就是说从234年亮死到263年后主为亮立庙中间大约整整三十年……缘由后主刘禅及大多数朝臣对此是不允许的。可见，后主刘禅及当时蜀国大多数朝臣与亮的矛盾之深。
亮受遗命托孤，要恢复汉室而坚持王师不偏安，坚持北伐。而后主及众大臣却只是想偏安，故亮与后主及众大臣矛盾很大。是以诸葛亮的北伐，总得不到后主及朝臣们的大力支持，每到关键时粮尽退军，功败垂成。也就是说:从亮234年死到263年立庙，这三十年间亮是无庙的，朝廷也不允许纪念亮的。
传曰，后主刘禅在公元263年春为亮立庙后，第一个祭拜的就是魏征西将军钟会在263年秋征蜀路过“汉川”而祭亮之庙。（《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魏太傅钟繇小子也。）
从上述的论证中可以得出，刘弘去的那个“沔之阳隆中”，与后主刘禅为亮立庙的地点沔之阳，以及习凿齿在《襄阳记》中讲的“沔之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刘弘去的隆中，是在陕西陇南定军山一带隆山之中。
所以，刘弘和王隐讲亮 :"沔 之阳"、"隆中"、"故宅"，是所指当年亮北伐时屯垦驻军之地的住宅，根本不是习凿齿讲的"号曰隆中"。那么，亮北伐时为什么要驻扎下来屯垦呢？
从《三国志》中可知：
后主传曰：彰武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石马。
亮传曰： 彰武五年春上表，遂行，屯于沔阳。
后主传曰：六年春，亮出征祁山，粮尽退。
亮传曰： 彰武六年冬。亮粮尽而还。
后主传曰：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六月粮尽退军。
亮传曰： 九年粮尽退军。
后主传曰：十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 亮传曰： 十二年春，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
后主传曰：十二年秋八月，亮卒于渭（水之）滨。
亮传曰： 十二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亮遗命葬于 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坆。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秋，魏征西 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
后主太子 传曰：景耀六年冬，蜀亡。
从上述记载看，刘弘的沔之阳隆中亮故宅，不是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中讲的“躬耕于南阳”的躬耕地，而是亮北伐时屯垦驻扎的地方，即沔之阳的阳平（关）石马之隆中。（阳平关与阴平关相对应，魏国征西将军邓艾阴平渡险一举灭蜀）。
所以，刘弘去的“隆中”既不是亮自己讲的躬耕地，更不是习凿齿杜撰的"号曰隆中（邓县隆中）"，是亮最后去世的地方。这一点也可以参考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图》，都有沔阳、阳平关、勉县；《西汉盐铁工官商业城市之道》，就有沔阳、汉中、南郑。（另外此图清清楚楚标明习凿齿杜撰号曰之"隆中"，在南郡而不在南阳郡）。
所以，刘弘的“沔之阳”，后主为亮立庙的“沔之阳”，以及在亮传中后主为亮立庙沔之阳而作注的裴松之，习凿齿曰“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其亲属以时赐祭”……这四者是一致的:都是指陕西陇南勉县（沔之阳）。
习凿齿晚年在他的《汉晋春秋》作假，首先就过不了他自己这一关。
所以，在公元305年之时，襄樊之地既无隆中之地名，更无诸葛亮的纪念建筑，何以谈得上亮的躬耕地呢？你们说刘弘跑到后来名称为"襄樊隆中"的地方去干什么呢？
而且在景耀六年，后主在沔阳为亮立庙，也只能在当时蜀国的地盘上立，绝对不可能到当时魏国的襄樊地盘上为亮立庙，这不是最简单的证明吗？
如果谁还不信？可以在今天襄阳隆中进行考古发掘，绝对挖不出公元360年前的诸葛亮纪念建筑文物。
现实是今天诸葛亮的墓仍然存在，而沔之阳的阳平、石马、定军山、五丈原，当年这一带正是蜀国的地盘，亮北伐驻扎的地方。
真正的“隆中”，应在陕西陇南沔之阳的阳平关、石马、定军山一带的群山之中，所以刘弘又称为“隆山”。（《后汉书》沔之阳地属交州汉中郡，今天称为勉县，勉阳。）
其次，刘弘去“沔之阳隆中”的时间是公元305年，这时距后主刘禅为亮立庙只有四十二年时间。西晋王朝完成统一是在公元280年，这时陈寿不可能写出《三国志》。
而陈寿奉帝命写《三国志》整整用了10年时间，完成时间是公元291年。这个时间距刘弘去“隆中”只有不到15年时间，以蜀后主刘禅整整三十年都不为亮立庙，蜀后主都不愿意的事，西晋王朝刚统一百废待兴，再怎么崇拜诸葛亮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为亮立庙吧？
所以，习凿齿讲的襄阳城西"邓县隆中"以"号曰"而出，在刘弘之时根本就不会有亮的庙或纪念建筑。
那么刘弘去的隆中就只有一个，即后主刘禅为亮立庙的地方“沔之阳的隆中”，即陕西陇南定军山这个亮生前北伐并身卒的地方了。
而且我们还知道，汉水又称沔水，细分是指汉中以上为沔水，汉中以下为汉水。而沔之阳正是指汉水以上之沔水。
所以，处于汉水中游的"襄阳隆中"在汉水之南，就与“沔之阳”的隆中相矛盾了。
因为那个隆中确在沔之阳，习凿齿怎么编也不能将他的隆中编到沔之阳啊？这也正是习凿齿头疼的问题，同时露出的破绽（号曰而出，借沔之阳隆中置名)。
所以，用裴松之引用王隐《蜀记》记载下的刘弘所去“隆中”，来证明习凿齿讲的“隆中”，从而证明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南阳邓县"（今天的襄阳）的隆中毫无意义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襄樊有“隆中”是习凿齿讲话之后被后人附会的。而所有的人不假思索就引《蜀记》来论证“隆中”，却忽视了对《蜀记》中刘弘去隆中的祭文进行分析论证；大家以习凿齿的话为依据，可从来都没有问一下习凿齿话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习凿齿的话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有，那就是习凿齿来了一个乾坤大挪移，将陕西陇南沔之阳隆中移植到汉水之南的襄阳。但这又与亮讲的“南阳”相矛盾，于是大家又拼命论证，亮的“南阳”是郡名，郡域，郡望，襄樊的隆中在当年就属南阳郡邓县辖，以此来消除与亮讲的“南阳”的矛盾。
于是乎:一是缘由一些不学无术之徒，二是地方情节，三是利益关系，权力介于学术，四是以错而错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的宣传，这就形成了假作真来真亦假，真的“隆中”没有人知道，而一个人造的假隆中诞生了。陈述历史真实记载，我们就知道了襄樊的“隆中”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就是习凿齿杜撰凿造出来的。
以当时论，刘表在襄阳治荆州，他对襄阳老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都没有后人为他立碑纪念。而一个诸葛亮在当年刘备军中未对襄樊老百姓半点贡献，又有谁为他立庙呢？
而后主之所以立庙，是迫于蜀地民心和大臣们的压力。而司马氏集团以后至所以"亮为楷模"，是统治者为了自己政权的巩固，需要诸葛亮这种精神之人，即辅政而不篡位，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如果以其主流而言，与其说是后人纪念诸葛亮不如说是统治者当权者需要“忠”的精神而纪念诸葛亮，其目的是让他的臣民们像亮一样忠于他的王朝。
后来民间也跟着学，同事、朋友之间也需要忠诚之心，于是千年之中诸葛亮越来越神。
最后我们作出结论，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讲的“襄阳隆中”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地名，从《后汉书》、《三国志》中我们知道:凿齿造假将汉中以上沔之阳的隆中搬迁到襄阳，所以襄阳隆中是在习凿齿之后被后人附会的。而裴松之作注引用，但裴并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至于《水经注》引用，完全是照抄照搬根本就没有考证；而《三国演义》只是故事，文学作品大可不必当真了。
至于后人为了证明隆中属"南阳邓县"而附会的“襄阳无西论”: 南阳是郡名、郡域说。不要说他们不能证明"襄阳隆中"当年属邓县，就算能证明，又能说明什么呢？因为襄阳当时根本就没有隆中，而“南阳”本身就是具体地点。
还有所谓的“学术界共识”更是无稽之谈。谁能代表学术界？更不要说违背逻辑的“共识”了。
何谓“共识”？这在逻辑学上是个全称肯定判断:即所有的人都认同。
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吗？
按逻辑规则，只要有一人不认可，便不是肯定判断，便不是共识，至多只能讲主流认识。
至于所谓的“国务院文件”更是权力介于学术之典型，（１９８９年中国科学院及北师大组织了部分学者就诸葛亮的躬耕地进行了一次讨论，认定在今天的襄阳隆中，１９９２年以国务院文件下发。这种做法且不说他们的无知，也只能代表他们部分人的看法。既不能代表整个学术界，更不能讲是“共识”，而以国务院文件规定则更荒谬。）都是为了地方利益，根本就不是为了将问题弄清楚。
综上所述，我们不仅从行政区划找出亮传与裴注之间相互矛盾的内容，从而否定躬耕地是“襄阳隆中”，而且从论证“南阳”是具体地点，证明“南阳”就是躬耕地。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蜀记》、亮传、后主传内容彻底否定"襄阳隆中"的存在。
因此连"襄阳隆中"都不存在，哪里还谈得上亮躬耕于"襄阳隆中"呢？
最后，对于上述持继了近千年的争论可以作出如下认识：
其一:以做史的严肃态度讲，诸葛亮及陈寿讲的“躬耕于南阳、陇亩、野”，徐庶推荐诸葛亮时讲的“卧龙”，应为历史上真正的“躬耕地”，或称“史耕地”。
其二:王隐在《蜀记》中讲的刘弘去的“沔之阳隆中的诸葛亮的故宅”，以及后主为诸葛亮立庙于“沔之阳”，和习凿齿也承认的“沔之阳”，它是诸葛亮北伐时屯垦住居地，或称“沔阳隆中故宅”。
其三:由于习凿齿晚年又演义为“襄阳隆中”，以及后世民间传说至《三国演义》，虽然不是历史事实，但是文学作品影响巨大，从而形成为一种观念文化。
转载者语:
掀开隆中的神秘面纱:论隆中从历史变迁至文化现象的时空演绎。
"襄阳隆中"，是历史时空演绎下的一种文化现象追忆，它已不是历史本然，也不再是历史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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